“维权”还是“霸凌”？谁来为消费者“撑腰”？【愉观车市】

最近，我竟然感到有点悲哀。原因是周围好几位媒体老师，纷纷遭遇了困扰。

他们有的稿件被车企投诉，并且在平台审核投诉没有通过后，相关车企仍契而不舍继续投诉；有的，甚至进入到要与车企对薄公堂的地步。

特斯拉汽车（北京）有限公司与封士明名誉权纠纷案开庭在即，双方互相起诉，特斯拉的诉请总金额超1000万。而昨天比亚迪法务部又义正言辞发声要正式起诉某自媒体人，要求其删除相关侵权言论、公开道歉并赔偿500万人民币。

我不知道各方经历过怎样的纠葛，最后走到要对薄公堂的地步，但就我亲身经历而言，在毫无利益驱动也毫无私心情况下，仅仅就事论事的采访报道，也曾被某公司在平台上进行过数次投诉。虽然最后投诉并没有通过，但文章事实上已经在平台删除。

这种企业频繁通过法务部对媒体进行投诉/起诉的现状，是我从业近20年来从未遇到的，可以说是“活久见”，也让我觉得忧心忡忡，担心媒体界尚存的仗义执言因此而凋零。同时，在此强强重压之下，未来还有谁敢为消费者来“撑腰”呢？

维护企业权益还是恶意投诉？

媒体与企业之间产生纠纷的来源，大部分来源于媒体在文章、视频中指出了企业的某些问题。

如之前我被比亚迪投诉是因为那件众所周知的、闹得沸沸扬扬的长城汽车的一封举信引起的，长城汽车公开举报比亚迪两款车型没有采用高压油箱。而封士明与特斯拉互相起诉，起源于特斯拉女车主的“车展维权事件”。

众所周知，两年前，特斯拉车主张女士在上海车展维权时登上车顶，封士明被特斯拉公开指责为该事件的组织策划者。封士明明确否认，随后起诉特斯拉侵犯名誉权；不久特斯拉以他9条微博侵犯名誉权为由发起诉讼，随即又针对他的本诉提起反诉。7月27日是这一组案件两年来的首次开庭。

封士明近日在微博发声：他被牵连主要因为转赠给了张女士一张媒体日通行证。事发时他不在现场，也与所有维权者无任何利益往来。张女士找不到高管沟通，一时冲动上了车顶。他强调，“给正常维权提供一些非必要协助≠组织策划上车顶”。

而我了解到：最近，包括凤凰网、品玩以及选车网运营总监管学军、明镜Pro创始人王国信、公众号DearAuto等，纷纷成为特斯拉法务部起诉或投诉的对象。

今年2月23日，公众号DearAuto（以下简称“DA”）发表文章《“病态”投诉媒体批评报道侵权，特斯拉看来是急了》。

文中提到：成立已经六年半了，发布过的内容成千上万，但迄今为止总共只收到过9次“侵权”投诉，而这9次投诉都来自特斯拉。

特斯拉为什么9次投诉？该文称：“是因一条发布于2021年5月15日的稿子。“据文中称：“该稿子针对上海车展‘车顶维权’事件后特斯拉的一系列‘骚操作’，及其全球副总裁陶琳的一系列出格言论。DearAuto的年轻编辑实在没忍住，吐槽了一下，站在特斯拉的角度当然算不上友好，但侵权是不存在的。”

该文同时称：其实，早在2022年3月27日，特斯拉就已经投诉这条稿件“侵权”，2022年4月1日，微信平台方裁定——“经审核，该投诉不符合法定处理条件，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这条特斯拉认为侵权的稿件，早已被平台方认定不存在侵权，可特斯拉却在时隔10个多月之后，又对同一内容连续两次投诉侵权！特斯拉针对同一条稿件，一共进行了9次侵权投诉，前7次均被平台裁定侵权不成立，最后两次则是特斯拉自己撤销了投诉。

而王国信告诉我，他被特斯拉投诉，也是因为之前写了一篇特斯拉降价的稿子，其中提到车主维权。“好家伙，特斯拉从去年9月一直投诉，投诉到今年4月了。没见过这么锲而不舍的人。”王国信在微博中也这样写道。

该微博显示：特斯拉投诉理由每次写的不一样，比如最开始写的是：内容有失对客观事实的真实性描达和编辑，带有严重的个人主观色彩，特意热度，提升个人账号关注量，企图导观众对特斯拉品牌产生误，已超出了言论自由和社会监督的合理范畴，对特斯拉的企业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后来投诉不成，又改为：用户通过贵平台发布的内容直指特斯拉或企业信管，因此类内容，引发了市场和媒体的诸多非议，用户恶意造传播虚假信息，对公众进行恶意误导，已超出了言论自由和社会监督的合理范畴。

“写了个降价，用户维权。就有这么多恶意？”王国信也表示非常不理解。

企业维权不能无限扩大，啥都“一起诉了之”

联系到自己今年上半年被比亚迪在微信平台连续投诉的经历，我不禁想说，什么时候，媒体和企业之间走到如此剑拔弩张的紧张的局面？

我承认自媒体时代鱼目混珠，有些所谓自媒体确实通过恶意抹黑来博得流量，但是，大部分的媒体不是。我也支持企业维护合法权利，但是不能无限扩大，遇事一诉了之。

就比如我上文中提到的几位我熟知的媒体老师。可以说，是一起伴随着中国汽车行业一路走来，一起成长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坚守媒体的底线和道德，甚至可以称之为在行业中是属于德高望重的几位媒体老师。

封士明不仅是媒体人，还是特斯拉车主。2017年大家普遍不信任电动车，他就自费买了Model S从上海开到石家庄，以消除大家对电动车的误解。

在成为媒体人之前，封士明担任过外企零部件公司的市场经理，后在咨询公司作分析师，并开始义务协助消费者合法合理维权。2012年，他收集了800多份DSG车主问卷，制作了公开报告，用数据呈现了DSG的缺陷情况。2013年初，封士明协助央视315节目组完成了DSG故障车主的采访，之后大众汽车被晚会点名并召回了110万辆DSG车型。此后，他和翼虎车主凌云、途观车主万春雷一起，被消费者认为是公益维权的“三剑客”。

凌云曾在2013年11月广州车展登上福特展台批露翼虎“断轴门”，最终福特承认原材料有问题而主动召回8万辆翼虎。万春雷则是大众EA888“烧机油门”退车第一人，也被聘为“中国汽车消费者依法维权平台”的技术专家。这三位公益维权人士专长不同，但都为众多消费者合法合理维权做出了贡献，消弥了可能的过激维权，促进了行业健康发展。

比如，万春雷和凌云不断为车主发声，促成了2018年上汽通用召回包括昂科威在内的333万辆缺陷车型；2020年，封士明和万春雷在微博上不断批露理想ONE“断轴”事件并进行相关分析，理想汽车从拒不承认断轴，到“硬件升级”，再到宣布召回，终于给了相关维权车主一个真相和公道。

十年来，“三剑客”默默帮助了中国成千上万的汽车消费者。

但公益维权这条路并不好走，他们不但没有实际利得，经常受到各种攻击，本身还面临重重风险：凌云在广州车展登台维权后，被带到派出所询问，还好没有受到行政处罚，事后她赠送了锦旗。万春雷因为擅长技术分析，往往能拆穿车企的辩解而遭受网络暴力；最后就是法律风险：2020年封士明和万春雷曾收到传闻，理想汽车可能会给他们发律师函甚至起诉。

目前看，公益维权三剑客中收到车企反击最严重的当属封士明，特斯拉对他两个名誉权诉讼的总诉请超过1000万，也是我目前听到最夸张的诉请。

除了民间的公益维权人士，有责任感的媒体人同样在为行业和消费者发声。

管学军、王国信、DearAuto创始人汪云青，可以说在汽车媒体圈内都是“大咖级别”的媒体。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曾有过十多年甚至更久的正规主流媒体工作经验。分别曾任职于中国经营报、经济观擦报、广州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主流媒体。

从传统媒体转型而来成为自媒体，曾经都得到过正规的培训我们，可以说了都自认为依然怀着新闻理想、怀着媒体人的初心。

常常有人将媒体称为“无冕之王”。的确是，以前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厂家和媒体之间总有良好的沟通。而厂家对媒体也是敬畏的。但是，自从从事自媒体行业以来，特别是近段时间来，越来越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有时候真的有深深的无力感。

内心的“侠义”，对事实真相的追索，是作为媒体的理想和坚持，但在此过程中，稍微一不小心，一不严谨，就可能反伤到自己。

虽说，名誉侵权的认定需要同时具备主观恶意、捏造事实、造成损失、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具备因果关系等诸多因素来证明，但在实际的司法审判中，有些证据是很难获得的，这也使得白纸黑字落到文章中的媒体一方，实际上更加容易让想要起诉你的一方掌握证据。

当然，我也承认，大部分的企业都是通过公关部来沟通，通过相互的了解来消除误会，但是，特斯拉式维权（包括比亚迪），启用法务部动不动就投诉、起诉，这种风气的出现，将使得媒体的困扰被放大，因为追逐真相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当然，仍会有那么一些勇士，明知自己力量微小，也要尽力去为消费者发声，去寻找真相，但是，越来越艰难了。在此过程中，一不小心可能因为度的把握，被抓住把柄，甚至遇到不公正的待遇。

我们可以预想一下后果：大部分的本来有心追索真想，为消费者维权的媒体，在强势的企业法务部面前，不排除就会退缩。所以，未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愿意为消费者、为追索真相发声的正义的媒体越来越少，虽然有些依然坚持相信，总有雾散云开的时刻到来，仍会有坚持，但那将会越来越少数。

当媒体报道如履薄冰，谁来为消费者说话？

我始终认为，虽然有些媒体有时候让企业觉得”很头疼“，但这也正是企业所要珍惜的有能量的媒体人。

媒体的价值在哪里？我认为是公信力，否则，就不需要第三方媒体，企业自己的官方媒体就能解决了。但有些事情，官方信息途径是解决不了的，因为需要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发布，消费者才会信。

而正是因为有自己的分辨能力，这些媒体才会更加值得消费者信赖。

我很怀念以前的媒体环境，当然，现在仍然有大部分的企业，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与媒体的关系。

企业和媒体之间，是惺惺相惜的，通过沟通，相互懂得对方，相互成长，相互成就。

还记得我刚入行做记者的那会，因为一个新闻提前报道，与时任上汽集团公关部总监朱湘君产生不同意见，她一边赶飞机一边跟我”吵架“，不过最后，大家在你一句我一句中，反而“不打不相识”，相互有了了解，吵架吵到最后，各自都乐了。后来，我们之间建立了信任，有事我去请教她，而她也会在保护公司利益的基础上，跟我保持及时的沟通。

人与人之间是需要沟通的，企业与媒体之间也是。但是，比亚迪的公关在看到我写了长城举报比亚迪两款车型没有采用高压油箱事件的新闻后，第一时间先投诉我的稿件，然后是电话问我：”是不是长城让我写的“。当时，真的觉得这样的公关很可笑。

因为媒体很容易被抓到把柄，而举证很难。不得不承认，如果从法律的角度，咬文嚼字去看文章中的每一句话，很大可能会在文章中找到瑕疵，进而成为证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媒体也是弱势群体。

但问题在于，把媒体告倒了，就能解决企业的问题了吗？虽然眼下看是解决了“心头之患”，获得了短期的利益，但是，从长期来看呢？如果全世界对你都是赞美的语言，消费者难道就信了吗？如果大家都不敢写了，消费者维权无门，就会觉得你的产品更好了？而被你告倒的媒体，也绝对不会再帮你说一句好话，但他完全可以去帮你的友商继续宣传。

“霸凌”思维，只会拉低品牌价值，更不会被消费者认同

我一直以来喜欢坚持正义，站弱者，这可能也是媒体的职业习惯使然。我抵触恶意造谣中伤的媒体，也常常看不惯一些明显的与事实不符的言论，所以在汽车圈，很多车企都喊我“女侠”。

我非常赞同企业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也会第一时间去协助维权。但我始终认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不是过分放大自己的权利。对事实的失实，媒体的恶意攻击可以去追究。

媒体是可以有立场的，基于事实表明立场，大部分的媒体在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都会站出来维护消费者权益，在某些企业看来，就走到了企业的对立面，某些企业的法务部如果无限扩大企业的权利，一有负面新闻就告媒体，罔顾事实一味打击，动不动就要赔偿500万！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对舆论的“霸凌”，打击的将是业内尚存的正义感；且从长远来看，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目前没有对企业产品的质量缺陷瑕疵给予巨额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同时也没有对媒体的自由评论给予巨额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制度。

客观地讲，一方面，就存在质量缺陷瑕疵的产品，对其生产者处以高额的惩罚性赔偿，有其合理内核和逻辑，是因其存在着天然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就媒体评论与厂家信誉而言，两者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在证据实证的规则要求下，其实是无法完成证明的，基于此，以及中国的法制环境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厂家对媒体的评论要求巨额赔偿，只会是“博眼球”的昙花一现罢了。

还记得大众帕萨特(图片|配置|询价)的”碰撞门“吗？当时中保研用美国标准来碰撞满足欧洲标准的帕萨特，其实很正常，是因为场景不同，就比如能考得好托福的人，不一定雅思能够拿高分。但是，正因为上汽大众长期以来积压的不够重视的媒体关系，导致一时间负面新闻大量爆发，最后帕萨特销量腰斩。

都说花无百日红，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特斯拉在业内某种程度被视为标签，是它引发了汽车行业的整体转型；比亚迪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代表，两者在一定范围内均具有示范效应。

正因为走得早，走得前，对于一个新事物来说，初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很正常。只是企业应以什么心态来对待问题呢？隐瞒、否认、控制负面、或者视而不见？我想，这些做法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无论是与消费者之间，还是与媒体之间，很多问题，解决之道是真诚沟通，坦诚相待，你为我想一点，我再为你多想一点，一来一去，消费者满意了，你的产品也越来越提升了、口碑也越来越好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霸凌行为，显然都不是解决之道。

再回到张女士的车展维权事件，她自述“来车展的目的就是找高管沟通，要到行车数据”。如果特斯拉的高管能在车展现场接待一下她，哪怕用权宜之计做下安抚都可能不会出现上车顶的行为。之后总局责令厂家无条件提供事发前半小时完整行车数据，但两年多过去了仍没有实现。根据张女士的微博：今年2月8日的一次庭前会议中，她询问为何不给完整数据？对方法务称：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向特斯拉予以任何相关的行政处罚，因此行政责令不能证明特斯拉违背了主管部门的要求。

相反，特斯拉当年把一份被张女士认为是“不完整”的数据公开给了市场监管报，其中又包含了她车辆的“完整”车架号。这又引发了张女士与它之间的新一轮诉讼，至今二审判决还没公布。

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多起特斯拉失控事件的调查结果都是车主误操作。

公开信息显示：温州和潮州的两次事故，鉴定机构的结论都是驾驶员踩错踏板；不过令公众疑惑的是，车辆EDR数据的提取都使用了特斯拉的工具，然后交由特斯拉分析，并由它出具EDR解读报告，最后交给鉴定机构出具最终的鉴定结论。‍

2月19日，张女士在微博艾特总局并发问：中国何时有自己的机构来独立检测特斯拉的EDR数据？

看来事件的核心是：完整的行车数据和独立的EDR鉴定。

而这两个任务，目前看是一对无解的难题。舆论的焦点也从“车辆是否有问题”转到了“名誉权混战”中。张女士们接下来的维权路，仍将漫漫；而那些帮助过她而被起诉的人，同样路漫漫。换位思考，要是我，我也同样会质疑这一切的合理性。同时隐隐为我和我的同行感到担心：离“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媒体这样美好又正义的愿景又远了一步。当然，更为消费者担心，未来谁还敢为消费者撑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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