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钱学森给国家写建议信：跳过汽油、柴油，直接研发新能源汽车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92年春天，国家科委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信。

没有密封，也没有特别的标识，但落款两个字，让人一下子停住了手——钱学森。

那会儿他已经81岁，头发花白，退休多年。

可信里写的，不是回忆录，不是学术建议，而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判断：中国应该跳过燃油车阶段，直接发展新能源汽车。

说实话，这在当时听起来就像一句天方夜谭。

那时候的“车市”刚刚起步，家家户户还在为“先买车还是先买房”纠结。

街上跑的多是夏利、捷达，偶尔看见一辆本田雅阁，已经算是风光。

电动车？那是科幻片里的玩意儿，离现实太远。

可钱学森偏偏在这时候说，要“直接跳过去”。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线索还得从更早说起。

1980年，钱学森去了一趟英国。

这次出访不是普通的技术交流，而是一场系统的工业考察。

英国当时已经完成了从重工业向高科技的转型尝试，电子、信息、材料等新兴产业如火如荼。

可钱学森真正关注的，不是这些。

他走在曼彻斯特的街头，看着一辆辆汽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尾气在寒风中凝成一片灰雾。

空气里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就连伦敦市中心，天色也总是灰蒙蒙的。

“我们搞科学的，得看系统。”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那天他在笔记里写下一行小字：“污染、石油、结构性危机。”没有标注时间，也没写地点，但能看出来，他的担忧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当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汽车工业还在“仿造”阶段，连发动机都得靠进口。

可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因为什么都没定型，反倒有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钱学森看得远。

他不是在讨论一辆车的动力系统，而是在思考一个国家将来要靠什么来驱动。

他知道，石油是有限的，污染是累积的，结构不变，就会被锁死。

1986年，国家启动“863计划”。

那一年他已经77岁，但依然亲自参与方案设计。

电动汽车，是他亲手加入的项目之一。

可惜那时国内研究力量分散，技术储备太薄，很多人觉得电车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浪漫”。

他没多说什么，只是继续做自己的研究。

直到1992年，他决定写信给国家。

信不长，大约三千字。

他在信里开门见山地说：不要走西方老路。

西方花了几十年发展燃油车，最后却被污染和能源问题困住。

中国可以从一开始就绕开这条路，直接上新能源汽车。

他说：“电动车不是环保口号，而是国家战略的转型点。”

这不是空话。

信里列了数据：石油储量、进口依赖、排放水平、城市扩张速度。

他还从计算模型的角度，预测了未来三十年能源结构的变化趋势。

可那年正值经济改革加速，家电下乡、房地产热、股票市场刚刚起步。

技术官员看着这封信，谁都觉得，说得挺好，但操作性太低。

电池续航差、成本高、基础设施全无，哪有条件上马？

所以信被轻轻放进了档案柜里，没有批复，没有讨论。

那段时间，没人提这事儿。

可钱学森没停。

他不再写信，但在各种内部会上都提新能源。

他曾对一位年轻工程师说：“等你们五十岁的时候，电动车会成主角。

那时候可别说你没准备。”

这句话后来在那位工程师的回忆录里被写了进去，成了无数新能源研究者的“座右铭”。

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汽车市场彻底放开。

一时间，合资品牌涌入，燃油车销量猛增。

可与此同时，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油价波动，也开始成为城市管理者的心病。

2009年，国家发布第一轮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比亚迪和北汽拿到第一笔资金。

再后来，宁德时代成立，特斯拉入华，上海建起超级工厂。

到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

有人翻出当年那封信，惊讶地发现，很多判断都应验了：能源结构、市场导向、技术路径……几乎一一印证。

可那时的钱学森，已经去世十年。

他没看到比亚迪在欧洲卖出万辆订单，也没看到蔚来在德国柏林开出体验店。

他留下的，是一封没人当回事的信，还有几十年前写下的一句话：“要从国家系统出发，做未来的战略选择。”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觉得电动车不靠谱了。

参考资料：

钱永刚，《钱学森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20）》，中国发展出版社，2020年

胡鞍钢，《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发展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

叶永烈，《钱学森的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

王缉思主编，《中国的能源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