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1日,德国大众汽车集团CEO奥利弗·布鲁姆宣布“愿意生产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一声明不仅将奥斯纳布吕克工厂的二战历史重新拉回公众视野,更触发了对欧洲工业巨头重蹈历史覆辙的深层担忧。
在欧盟“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与地缘冲突的裹挟下,这场跨越世纪的产业转型,既是经济困局下的求生之举,也折射出欧洲安全架构的脆弱性。

大众军工基因的觉醒
1937年诞生的“国民车计划”本质上是一场军事动员的预演。
大众沃尔夫斯堡工厂在二战期间为纳粹生产了超过6.6万辆军用车辆,包括著名的Kübelwagen轻型运输车和Schwimmwagen两栖战车,其装配线更秘密制造了V-1飞弹零部件。
这段历史在战后被刻意淡化,但工业技术的战争适配性从未消失——正如莱茵金属CEO帕佩格所言:“大众的柔性产线只需调整30%即可兼容坦克生产”。
当奥斯纳布吕克工厂可能重启武器制造时,历史的幽灵再次显现:同一片土地上,80年前组装飞弹的工人与今日调试机械臂的工程师,在技术传承中完成了某种危险的轮回。
这种“工业记忆”的复苏,恰逢德国经济连续两年萎缩(2024年GDP下降0.2%),大众被迫关闭本土工厂并裁员1.9万人。
生存压力与军工需求的双重驱动,让企业基因中的战争密码悄然激活。
汽车巨头的被迫“武器化”
大众的转型选择背后,是传统汽车工业的生存危机与军工暴利的强烈反差:
• 冰火两重天的产业格局:大众2024年利润下滑15%,而莱茵金属同期营业利润飙升61%至14.8亿欧元,股价年内翻倍
• 产能转换的经济账:奥斯纳布吕克工厂若改造为坦克生产线,焊接与总装技术重合度达70%,改造成本比新建低40%,还能保留85%原岗位
• 欧盟资金杠杆:8000亿欧元“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中,1500亿欧元贷款限定采购“欧洲制造”装备,直接刺激产业链重组
这种转型逻辑与1940年代美国汽车业的军工化路径惊人相似:克莱斯勒曾用汽车流水线原理将B-29轰炸机月产量提升至250架,如今大众计划用电动车平台实现“ID.4与豹式坦克共线生产”。
当民用工厂的机器人开始为激光焊接坦克装甲编程,工业文明的和平属性正被现实利益逐步解构。
欧洲安全焦虑的产业投射
3月11日发生的两件大事——大众宣布军工计划与北约秘密会议排除美国——共同勾勒出欧洲的战略困境:
1. 美国保护伞的裂缝: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的风险,迫使欧盟将军费占比从1.5%提升至3%,催生本土军工产能的刚性需求
2. 俄乌冲突的消耗黑洞:莱茵金属为乌克兰提供的“黄鼠狼”战车日均损耗量达产能的120%,现有供应链难以支撑长期战争
3. 产业链本土化压力:冯德莱恩要求关键装备100%欧洲制造,而大众-莱茵金属联盟可填补60%履带车辆产能缺口
这种背景下,工业巨头的转型已超越企业行为范畴。
正如二战时期福特Willow Run工厂每小时下线一架B-24轰炸机支撑盟军攻势,如今大众的产线改造计划实质上是欧洲“再武装”运动的产业支点。
当生产线切换速度追上地缘政治剧变节奏,经济自救与安全自主的边界愈发模糊。
写在最后
从沃尔夫斯堡的国民车装配线到可能重启的奥斯纳布吕克兵工厂,大众汽车的命运始终是欧洲权力变迁的镜像。
当经济困局迫使工业巨头重拾战争遗产,历史并未给出“第二次机会”的承诺——1945年英军用炸药销毁大众军工设备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技术中性论与生存至上主义的博弈仍在继续。
这场转型或许能暂时缓解德国工业的阵痛,却也为欧洲埋下了更深层的安全悖论:以武器生产谋求安全的行为,本身就在制造新的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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